| 读《中国经济史》所述评的中国古代经济财经演变史，端的是令人惊心动魄。
作者侯家驹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曾任东吴大学系与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私立东吴大学经济系名誉教授。他写作这本通史专著，先后费时达11个年头之久，足见用力之勤。
总括中国古代经济财经演变，侯先生有六大观点：一，先人求生存、求发展的冲动和动机，构成经济史发展、演变的推动力量；二，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人口土地比例的此消彼长变化决定经济周期循环；三，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其运行成本的高低决定政治分合周期循环；四，古代皇家官僚行政举措之善恶与政治的统一或多元有密切关系，换言之，与当时的政经竞争形势有关；五，古代皇家官府与民众始终处于博弈之中，限制与反限制的较量此起彼伏，皇家官府多处主动，民众则以隐瞒(如隐瞒耕地面积和户口)和回避，当然也有反抗来应对；六，古代中国参与国际化利弊互见，主动参与，利多于弊，被动参与，弊多于利，如康乾盛世，人口剧增，如果当时不是引进高产粮食作物(如玉米、红薯)，人地比例压力势将压垮社会。
侯先生这样给“经济史”下定义：“经济史是叙述人类为满足其欲望所作奋斗的故事。这是说明人类于自然环境与制度架构中，使用可以逐渐增加其生产或运输力量的技术,作某种程度的适应,以符合其所需……此处的制度，有若干是经济或社会成长的自然成果，有若干是政治单位审慎立法的结果。”根据这个定义可知，一，人是经济史的主体，而自然环境或物质因子则是经济史的客体；二，制度因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要角，而此制度可区分为主要是来自自然形成的经济制度和人为的政治制度。换言之，经济史的主体是人，是人在既定的自然条件下，为着自身的生存、发展和幸福进行开发和创造的过程，诚如孙先生所说的，“历史的重心是民生”。
但这个开发和创造的过程颇为不易，把握好这个“重心”也非易事。在侯先生看来，战国，实是中国经济史上第一个重商主义时期，不仅民间重商，涌现出很多长袖善贾，而且诸侯国家也重商，合纵连横东征西伐其实也为经济利益，正如苏秦所说，“兵趋利”。战国重商主义大行其道，以及其利弊的夺目展现，集中体现在司马迁《史记》之《货殖列传》之中，太史公是一大思想家，他观察、分析这段重商热潮利弊，进而倡导自由放任，并界定政府的角色和职能：“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侯先生说，太史公此一经济思想，源自孔孟学说，并可能启发英国人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意念。侯先生此说，有间接的证据，《史记》很早就被译成英文。
不幸的是，中国后来的历史演进，却给太史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从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开始，中国社会一步步滑向了政治趋于专制，经济趋于统制，社会趋于管制的历史窄道。从政治理论看，由古代社会(或封建制度)到一元体制，等于是脱离社会契约论进入君权神授。专制政治一元体制经常包含两种成分，中央集权与君主独裁。秦始皇力排众议废弃封建，开创帝国郡县制，有其良好动机，帝国郡县制也确有其优越性，但这种优越性，更多的属于上层统治阶层，最广大民众很难分享它的好处。在大一统体制下，思想学术自由遭禁锢，人民话语权被剥夺，民众成为单纯的劳动的工具。汉初，刘氏集团与民休养，遂成文景之治，但汉武帝却对商人富家大加打压，在他治下，人民既没有迁徙的自由，也没有不迁徙的自由，他还大推专卖制度，盐、铁、酒等一律实行国有官营。王莽篡权后，更变本加厉推出所谓“六筦”，经济统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论者曾言，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空想社会主义实践者，看来有相当道理。古代中国社会的管制，到朱元璋当政时期又创新高，朱皇帝文治武功都了不得，他为了家天下永不变色传之万世，发明了“路引”，谁要是外出，即使是去村外探亲访友，也必须到村干部那里开具文书证明。前年，笔者在《杂文报》上读到一篇小文章“三级证明”，讲的是人民公社时期，一位生产队员，要去外地采购农具，出发之前，到大队、公社、县革委开取三级证明的不堪回首的往事。此“证明”与彼“路引”可谓一脉相传。
当然，不论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大一统也并非一无是处，大一统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外部经济与一般均衡经济，也可以降低明显的与不明显的制度成本，大一统也完全有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而非阻力。但中国古代的大一统，如秦汉、隋唐、元明清，却有相当部分时间影响了经济结构，造成了中国的治乱恶性循环。反倒是在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时期，各地诸侯有动力有意愿多施善政，为人民创造相对宽松的生活、就业环境，并想方设法吸引境外民众，类似于如今的招商引资和吸引外来劳动力。
候先生是以现代眼光来审视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他提出，中国历史上有三次趋向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机会，一次在西汉文景盛世，一次在南宋，一次在明朝中期。这三次都大致上具备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列茨所说的资本主义勃兴三前提：世俗主义、平等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三前提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政府减少对经济事务的干预(或自由化)，则为充分条件。文景之治，因“网疏而民富”，而大一统之一人专制，“至汉武而发展完成”，打断了这一趋向；南宋之败，则在于君昏臣庸，加外寇强悍；明朝中期，则是皇权腐化，官宦团伙贪残酷劣。政治上的不合作主义，一次又一次地瓦解了经济发展的机会。
再看现在，侯先生似乎较乐观，他说，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世俗主义已经具备，大多数人民群众都想得到发展，平等主义也有很大进步，国家主义也日益彰显，中国的大国地位更趋巩固，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一买一卖都能影响价格的升降，中国若举措得当，可以更多地享用大国红利。而中华民族要真正实现伟大复兴，就非得走出古老水道，融入全球化的海洋，完成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协调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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