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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7日晚，郭德纲在自己的论坛“相声公社班主办公室”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叫郭德纲》的文章。文章中对自己进入天津红桥文化馆以及之后的这段经历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值得一提的是，郭德纲在这篇帖子中，首次提到了“我犯了一个大错误——伪造！直到我死，我都要承认，我确实犯过这样一个大错误，那是1991年，我18岁”。
进文化馆是因为我认了一位老师，因当事人还健在，姑隐其名，就称为馆长吧(因他当时是文化馆馆长)。馆长曾经也是一位相声演员，口齿清楚，表演甚佳，在当时也很有影响。后离开专业团体，从事群众文化工作。不知因为什么，他对专业团体极其抵触，从不给专业团体和演员写作品，而且也不许自己的学生干专业。拜馆长为师起因是这样的，某天，相声老演员靳金来与我和馆长一起吃饭。酒席前，靳先生提到自己这门后继无人，心中着急。靳先生师承刘聘臣师爷，刘师爷收弟子三人，杨稚敏(女)、刘影、靳金来。杨大姑远在太原，刘影师伯年迈，若无人继承，恐刘门绝户。遂向馆长提议道：“不如收了德纲吧？咱俩人收了他吧。”馆长对此并无异议，于是我同时成了馆长和靳先生两个人的徒弟。相声行内对这种拜师形式有专门的说法，叫做“一马双跨，一门两不绝”，也就是说，日后我若收徒，便是这两门的徒孙。
馆长家分了一套房，五楼的三居室。从得到钥匙的那天，我就带领一群小弟兄在那儿装修，一直忙了将近两个月。几乎所有的装修用品全是经我手采购，开票，然后馆长签字由文化馆报销。
两个月过去了，虽然累得臭死，但心中很舒服，觉得为师父做了一件事，那时的师父在我的心中是天。有趣的是，我从来没叫过他一声师父，不是我不叫，是他怕同在一个单位，出来进去叫师父影响不好，遂让我叫先生。这也许冥冥中注定他和我是做不了师徒的。
馆长的脾气很大，经常骂人，骂别人可能不合适，于是这个工作就落在我的头上。无论他生谁的气，最后都要在我这结束。一般讲，每次骂的时间不等，少则二十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难得的是每次都能慷慨激昂，成篇的大道理，说得你脑浆子都沸腾了。我有时和师兄们聊起馆长骂人，师兄们都笑而不答，后来有位师兄偷着说：“唉，谁让你离他那么近？”我大惑不解。
馆长有时就要找茬骂我，他有个特点，以点带面。由今天找的茬开骂，接着便前后五百年的串都连上了，我从他的长篇大论能读出的只有一个词：恶毒。
大约在1991年吧，天津开展了第二次反腐倡廉活动。
馆里有许多人和馆长翻了车，王老师、赵老师等许多馆里的工作人员纷纷写信揭发馆长，揭发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敢问，但我听说检举信都寄到市委书记那儿了。馆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骂我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而且我听说馆长与老馆长的矛盾也闹得满城风雨。老馆长姓张，人极和善，外界传是被馆长挤对走的，具体事我不清楚，但我知道，老馆长离开后再也不从文化馆门前的大街经过。
后来老馆长去世，出殡的时候，与老馆长私交甚好的原文化馆演员杨小弟大声说：“老爷子没了，活着他不愿走河北大街(文化馆所在地)，死了也不能让他别扭，所有的车全绕着河北大街走！”这些话是2005年杨小弟在我北京的家中亲口对我说的。望着眼中噙泪的杨小弟，我叹口气，是什么样的仇恨，让一个人死后都不肯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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