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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我现在的工作研究共产党历史多一点，主要的工作是这个工作。但说实在的，我对国民党历史，包括台湾出版的史料等等，掌握了1/3，所以胡佛一直是想去，马龙先生我见过几次，在中国见过，在台北也见过。因为要知道下决心到那个地方来。蒋介石的日记虽然没有去读，但我很感谢近代史所，近代史所抄的蒋的日记，到1941年我还是读完的。读了日记，台湾的档案我也看了不少，再看日记确实很不一样，因为是一年一年，一天一天那么下来的，我不说大的年份，我只说不算显眼的，1932年这一年来看，1932年这一年，当然前面还有1928年。有些东西看到档案里面，不是他告诉你什么，是让你感受什么。比如说有的材料并不是很重要的，日记加在一起，再跟以往比，我就感觉到1932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他本人主要是军人，他的工作主要也是作为总司令，尽管总司令在北伐的时候，并不是他具体处理这些事情，北伐结束以后，战争就不停了，跟孙中山的，又跟中原大战，一路在打，而且很长时间他在前线指挥作战。重大问题他是不干预的，但他毕竟不是具体管的。
那个时候如果留在南京的话，唐元凯这个人处理这些方面是非常有经验，懂得人情世故，还有吴翰林，尽管他是党中央政治主席等等。他接触的人，我经常看到他谈除了工作之后一个时期找这些人谈以外，他接触的一类是军人，这不用说了。一类北京话说“哥们”，王福生、张军还有一些元老，李士珍、张林江，他找这些人比较多。等到1932年那次，看起来12月后一个月的样子，他跟这以前的处境也有很大不一样，因为1932年9月唐元凯死了，现在他出来，尽管只是做委员长，但实际上他所担的担子比原来的担子重得多，他考虑的问题也比以前考虑的问题复杂得多，所以这样的话，他自己讲到，现在感觉到自己知识也不够，人才也不够。另外党务里面那么一个状况，除了军队王福生的关系很深以外，党务是乱七八糟的状况，自己没有真正可依靠的力量。所以那一年在日记里边，一出来以后，他把这些问题放在很重的地位，不停地谈，这个以前也没有，这个以后也没有，就是那一段事情。这形成了自己可依靠的力量，以王福生为主，但后来并没有达到这个情况。以前他读的书，一种是兵书最多了，孙子，他讲到儒家的经典，基督教，圣经，他跟基督教是什么关系，包括宋美龄流产我都注意到了，看书这一类比较多。革命史、拿坡仑传等等，到这个时候他专门请了一批专家学者给他讲课，讲学，一开头最长的是马英初讲国际经济形势，长篇地讲，讲了很多天才讲完。另外请王世杰讲各国的政治，还有耿升讲议会，他考虑的问题不仅仅是军事方面。
另外读到古书，那个时候说到管子，管子很不好读，他花那么长时间读管子，可见他考虑问题的重点不是说有变化，而是扩大了。谈政治诸如此类的谈，在这个时候来讲，他还讲到现在我们党内老党员糊涂了，昏庸了，年轻党员又是，这个词我忘掉了，就是浮躁什么的，党外的又缺少交往，现在看样子是要从留学生、大学教授、各个民众团体以及过去的官员有比较正的人里面。这个时候他用人起了一个变化，这样联想到以前看秦长召的回忆录，提了四五十人的名单，大体上是那么一些名单，大学教授一大批人参加国民党政府都是这个时候，文浩，比如说蒋林府、何林一大帮都是那个时候。他的政府方面，比如说还有一些人物，人家编好的档案看不出来，只是选几个大事件，这样一天看下来给你一个感受，刚才郭岱君先生讲到的他跟宋美龄的关系怎么样，就得一天天看，但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日记跟写这个东西，因为基本上是写给自己看的，当然蒋也会考虑到这个东西要发表，但总的来说是写给自己看的，用不着很多解释，另外是跳跃式的，过两天突然出现一下，过两天突然没有了，假如是回忆录，把这个话连上，有这么两个特点。所以容易产生怎么解读的问题，常常是同样一篇东西会引起不同的解读，因为话简单，而且有时候突如其来，譬如有的说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中山舰之迷》是很重要的著作，1926年2月19号，蒋介石说去找汪精卫，说我想到苏联去，他说现在各种各样困难，我要走。以后他又说现在我要到苏联去，就是对生死成败的一个关键。在2月29号晚上。另外说要把他绑架到那里去，这两个事情怎么样，我现在说不明白，日记有的时候有这个情况，用不着我开始是怎么想的，后来我有什么样，又经过怎么考虑，所以解读中间现在发现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有一些问题本来是要请教的，比如1941年皖南事变，皖南事变里边有一段话，“他对于皖南新四军违反我的意志，决定放行，真要是求饶就足以”，这一段话也有一个解读的问题，这一段话可以做几种解读，一种解读就是说蒋介石并不想搞皖南事变，是那个军人一定要那么做的，而且他主张让他们走。这是一种解读，但是另外一种解读。
这个日记里面另外还有一些，新四军由4号出动的，说明这个事情不是蒋部署的，但是在看电报还是什么，大概31年11月曾经有一个军令部长报告蒋介石，在12月31号消灭掉。这个是谁写的，顾中同调八万军队是蒋不知道的，而且更不可能干那样的事情。蒋在日记3号商量的对新四军策略，说明他是事先做部署的，部署了以后，当然他有几天没有交手，山本五十六要决定打珍珠港，等到航空军队出发了，他就没事了，他要等回传过来才有他的事。蒋当时来讲，主要是想解决新四军，八路军他并不想。所以批评是这个，要跟八路军一起搞掉不是事实。新四军到了17号这个军队结束了，跟了两天，9号他的日记里面又提到，既然已经交火了，就下定决心彻底解决，但是又有另一条，要让路，让他跑了，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新四军一万人，九军是不是能全部消灭，谁也没有把握，我也到新四军，到皖南看了一下，崇山峻岭对面就是郑家池塘，唯一的一条路是出去。他的军队刚过了项英，我有一次因为曾沛显跟我谈项英的问题，曾沛显对项英的批评，他都是替项英讲话的，他说项英最大的弱点是犹豫不决，他过江的时候扶桥，很多人过在里面，在郑家池塘等了一天，把衣服晒干，里面很窄，外面很宽，再进去又是很窄，进去了以后发现有军队驻扎在那里，当时一听尽管有驻扎，就冲出去，还能跑掉一部分，项英就没有把握了，重兵堵在那儿，又退回来商量了一天，假如当时真得那么冲了，也可能冲过去。蒋说只要你求饶也可以。我说这个解读也可以有一种解读，后面也是一种解读，前面一种解读方法，军队违反他的意思，他本来是要放一条路让他走的，结果这个日记常常是没有来龙去脉，就只有这几句，使得争论常常在这里，有些问题也无所谓，能听出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历史永远不可能把什么都搞得清清楚楚。
讨论日记真伪不存在问题，这当然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什么都写了？那当然也未必，有的时候是不是什么问题，只要一看这个日记就真相大白了，这也不能说完全都是，有些问题可能一看真相大白了，有些问题也不会的，这里面有两个，一个是蒋不是真的准备发攻，他也是根本没有想到会这样。他的地位，早年都无所谓，他写起来很放手的在那里写，到地位升高这个情况不一样，1928年3月30号，有一张条子是宋美龄写的，你的事情如果被外人看到，影响到你的，就是你要小心。这个他不能不考虑，而且后来事实证明，以后编年度长篇也好，他都照样，也让他们看这个日记，大人物写日记的时候，一定都不考虑到人家要看到，那跟我们写日记还不一样，我们自己写日记，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小心翼翼，也不能什么都写，怕别人抄走。
另外，因为每一个人总是自己以为自以为是，总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往往同样一件事情，两个人说起来不一样，比如说蒋把吴翰林扣起来，看蒋的日记，吴翰林忍无可忍。但是看吴翰林的东西，包括他父亲的东西，包括蒋当时给吴翰林的信，包括出的月刊，就感觉到蒋对吴怎么能那样，一看这个是这样说的，一看那个是那样说的，究竟是怎么说的。刚才我说日记记不记，既然在蒋的日记里边，他跟周恩来的什么，这个就躲开了，但是宋子文的日记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宋子文的日记一出来以后，我就感觉到很多问题都明白，因为周恩来选择出版有跟蒋谈判谈好的几点，这几点是他生前从来没有公布，因为这次说明是做底下的商谈，这次国共破裂的时候也没有公布，一直到他也去世了，蒋也去世了。但这跟宋子文的日记里面一对是一致的。另外像蒋提出几点要求，也是宋子文有的，跟共产党后来讲的四项承诺正好跟他对上，这四项承诺不是凭空来的。
所以宋子文日记在这个问题上比蒋的日记价值更高了。因为这部分日记不太重要，而是非常值得好好看，值得研究，但这里边涉及到究竟怎么看，怎么研究，回顾以前历史的真实面。
主持人：
谢谢金先生，金先生很多研究的心得，我们看过《蒋介石日记》的大概会有同感，蒋介石日记一方面解决了一些谜底，我们过去研究很多问题有很多疑问，我们看蒋日记一方面是给了一个谜底，同时一方面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一些新的谜团，这些谜团又需要我们作证其它资料再来做进一步地研究，这也是推动我们历史研究的一个途径。下面请章百家先生讲话。
章百家：
今天开研讨会非常感谢主办四个单位来邀请我参加，而且还让我来发言，所以比较惭愧，我实际上离开近代所有十五六年了，基本上没有做民国史方面的研究。
但既然来了还得讲点，我自己感觉我们民国史是一个新领域，在大陆学术界开展这个研究还不到三十年，我是83年到近代史研究所念研究生的，从72年开始，实际上我记得到我在83年念研究生的时候，那时候主要还是资料，有些论文，但是还没有象样的著作，我跟李宗伊先生念研究生，一来很重要的有没有书可以看，李先生说基本上现在没有书可以看，只有李建农的《民国三十周年》这本书还不错，那个时候我们念民国史研究生主要是靠资料来念研究生的。到了大概80年代末期有民国史的专著开始。我的感觉，张所长讲了70年代开始做研究，把题目提出来了，但禁区非常多，80年代对大陆学者来说还是逐步打破禁区的时代，到了90年代我自己感觉，这时候各方面的研究开始深入了，我念研究生，开始做论文的时候主要还是用台湾公开出版一些档案，大陆方面近代史也开始陆续出几批档案，但这批档案还写着“内部资料”，还不是公开出版物。
到了90年代，研究就开始了有大量新的东西，而且各种专题史，除了分期以外，还有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文化，还有逐渐包括社会的专题研究开始全部展开了。这十年的积累，使我们对民国时期的认识比原来要丰富得多，因为原来完全都是政治，从政治角度概念化的东西。90年代研究至少使得研究这段历史的这些学者们，看到了比较真实，比较完整的历史画面，对这段历史有了比较多的了解。
进入到21世纪以后，这些年在此前取得研究的基础上有一些新的突破，最重要的是两点：
第一，对史实，对重要历史人物，还有对历史关键点的探讨，进入到细节。以前实际上还更轮廓性的东西，一些关键点，重大历史上的转换点，许多情况都搞不清楚，现在这一块比以前清楚多了，比如刚才金先生提到的皖南事变，其实现在我们了解的情况，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特别是有共产党方面的材料和国民党方面的材料，两个方面的材料对在一起可以有一些新的解读，也可能有一些新的认识，当然我们仍然不能得出很准确的结论。
第二，另外看这个问题的视野更加宽阔，对思路也更清新，提出的问题不是在原来思想框架里面提的，提出的一些问题可能是更专业化或者更有针对性，比如国民党内部结构问题，或者是两党之间关系上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还是在原来比较概念化的探讨上。一些新的结论也跟以前有很大的不一样，在这个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东西是因为新的史料不断地挖掘，特别是最近出的这几本书，还有宋子文的三本书，还有《国民党与反共》，都用了新挖掘的史料。新观点的提出，视野的开阔，首先都有史料的作用，如果没有新的史料，我们很难对一段历史提出新的解释，即使有一种新解释的提出只能是假设或者猜测，不是实证性的研究。我1988年曾经到胡佛去看过一次档案，当然我那时候非常不幸，我那时候在做马的解说，我当时想看维德曼档案，不开放，宋子文档案刚刚开，大概几个盒子，里边全不是太重要的东西，但是我看完了以后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宋子文给蒋介石写一个报告，报告蒋介石委托他在美国买汽车的档案，这里宋子文讲了给蒋买的四辆车全部是二手车，哪部车放在什么地方用。结果我一看，首先改变了对四大家族很腐败的印象，但是其他更重要的档案我当时都没有看到。
新档案的公布也为我们研究一个是提供了便利，另外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对历史学家来说主要是复原历史和解读历史，在这些方面提出新的问题。这样看来历史学家的工作基本像小孩玩拼图，当然这个拼图很大，分成很多块。我们通常研究历史的时候，可能这些块都堆成一堆，随手抓一把，抓完一把甚至不知道该哪块接哪一块，你可能拼出一个局部觉得就是历史了，但实际上你没有把应该联结在一起的东西连接在一起，可能给了一个完全扭曲的图象。另外，一定有很多缺失，我们总之要猜，历史学家总之要猜。
现在公布的档案，像宋子文档案、蒋介石日记有一个很大好处是相对完整的，在这一块还是可以有比较准确的拼图，我过去也用过一点，《蒋公大事长篇》，或者经过整理的《蒋介石日记》，关于重庆谈判的。我自己的看法，日记跟回忆录有比较大的差别，日记即使这个人有考虑，将来这个东西要公布，要给人看的，不完全是给自己记事的，即便是这样，日记毕竟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地记，反映的仍然是在一个特定时期里面的思考。这跟回忆录有很大不一样，回忆录已经知道结果，但是记日记通常不知道一个事件整个最后的结果，你知道结果的时候再来写回忆录，有很多主观筛选，有意或者无意，但在写日记过程中反映的是在过程中不断地思索。所以我们这时候更可以看到历史人物动机复杂性、思想动摇性以及最后做出选择的过程。这个我觉得像日记特殊的史料，确实能够给我们对了解一个人或者了解一个事件的处理，会提供更多的帮助。
除了史料大量的提供以外，一个方面虽然有确实，但另外一方面让我们在解读历史的时候，一方面提供帮助，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我们怎么理解近代的历史，特别是民国以来的历史。我们近代史中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现象：第一个现象是近代内斗是非常残酷的，也许各大民族的发展都有类似的情况，但是我们这个斗争确实觉得是相当之残酷的；第二个现象，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一百多年来的进步发展非常快，这里当然也牵扯到我们解读的问题，我们是由于斗了才发展快，还是假如不斗的话会发展的更快？有许多需要思考的问题。但在我们看起来，我们确实有一个现象，在民国时期，从清末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么一段历史时期里，几乎是一代人隔一代人，这是很特殊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现象？这都需要我们有新的解读。郭先生提出来中国人要有自己的历史理论，这是对我们这一代做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我们现在是需要根据史学的发展做出这样新的东西。我们现有的对象恐怕还都不足以来解释我们近代的历史。比如从我念研究生的时候就考虑中国近代史主题问题，基本上是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以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为线索，后来出现以现代化为线索两种观点，但是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到目前为止，都不能很好的解释中国近代的历程。我自己前几年提出一个看法，不要管这个理论，看看中国近代人做了什么事，从中国实践里能不能找出一些东西，我觉得做了四个事，一个是民族独立，一个是实现国家统一，一个是实现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包括政治核经济两个方面，还有一个是进行社会革命。在我看来这四件事是贯穿21世纪的，而且这些事到现在没有完成，民族独立是完成了，但是中国跟整个世界融合的过程仍然没有完成，在这个过程里面这四方面因为同时存在四个任务，就使得在一定时期，任何一种政治势力会寻求结果，一个目标政策可能对另外一个目标有妨碍，在多重情况下你的决策只能兼顾一个方面，就看谁能找到最重要的主题。同时也由于这样就使得中国在近代过程中内部的政治势力之间的纷争特别频繁，但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也会变得特别困难。所以我觉得看一个历史人物对中国近代的发展有没有贡献，你要比较他在这四个方面的所作所为，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期所作所为，可能是在这方面有贡献的，但是他可能在那一方面对推动社会有进步会有妨碍。
简而言之，我觉得需要利用现在越来越多的史料，对历史人物越来越多的了解，一个是要为我们近现代中国历史提供一种新的解释，同时也对以往的历史人物给一个更客观的、更准确的评价。
最后，我非常希望有机会再去斯坦福大学再看看档案，可能短期内还不能实现。谢谢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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