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点感受，资料的整理，现在的做法挺好，原来是很乱的，而且前面有一个研究价值，这都与研究者有很好的作用，有两个观点有大量的材料做依据，一个是史迪威事件，宋子文当时主持对美外交，他能够及时把信息告诉蒋介石，说美国军部是听史迪威的，你光从国民党要求没有用，他说找一个借口，这个事情是史迪威没有报告过，所以你应该让蒋介石赶快做史迪威工作，由史迪威出面向美国争取，结果很快争取美国大量援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但是史料中没有。第二个，拟稿跟发电稿有很大的不同。以后的整理还是要采用这个方式，大量的辛苦劳动以外，还得有一个为大家提供参考价值的东西，这样很便于更好发挥他的作用。
再一个，希望更多、更快把这些有价值的资料出版，这也是我衷心希望的。
章百家：
刚才郭先生问有什么建议，我简单提一个建议供你们参考，但这可能会被很多人反对。
大陆档案开放速度不够快，而且有一个观念是保密为先，利用在后。这个都不管，但是金先生那么编中共档案有一套方法，包括我们的档案馆已经做了大量前期的整理工作，出版了很多系列性的东西，出版这个东西，档案是这样的，出版档案对研究人员来说永远是不够的，但是对一部分人来说，要了解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面貌，他原来的面貌，要了解最基本的历史史实，你出一部分最重要的东西仍然有价值、有意义，而且读者面很多，你出的史料越多编辑效益递减，你的实际效益和社会效益也不见得足够，从研究人员来说会发现新的史料。所以可以考虑先选择人物最重要的，一个是对本人反映他一生个人的素养，加上个人最重要的决定，还有包括对国家影响最大的，这些方面选出一些最经典的史料。先有限制或者先选择一个时期，这样你的工作可以着手，否则的话你很难着手，你这样做了以后，如果做得好一点，可以做一点说明，相关东西还有哪些史料，就给研究人员提供一个信息，如果有机会去或者将来你们再有什么机会可以把这个史料内容增加。
另外，印书，书对现在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实际上对研究者来说，书能提供的史料远远是不够的，将来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比较廉价的，微缩胶卷买起来对学术体制比较好控制，而且有版权的问题。当然实际上有可能的话，将来能有一部分是不是考虑做胶片，更好的实际上现在就是光盘，像香港的中文大学国际学者交流中心关于文化大革命资料光盘，那个各研究所只要有经济条件都会去这样做。这样对研究者来说就够了，全部以书的形式出版没有太大的必要。
杨天石：
我本来是下决心不讲了，但是不讲一个是对不起今天从美国来的郭岱君教授还有宋女士，另外更重要的是我受了章百家同志的启发，发现我还有意见可以讲。
第一，我们都是搞中国近代史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能够向我们的时代、向我们的子孙后代，贡献一本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可靠的近代史，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问题是我们现在已有的近代史，我们已有做的工作，离一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近代史还有多远？这个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前几天我在一个座谈会上讲了两句话，一句话叫“很大的成绩”，一句话叫“很大的差距”，不看到几十年来，我们这么多海内外的学者在近代史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我们取得的进展，这个是绝对错误的。但是差距仍然很大，吴景平教授是研究宋子文的，我想我们现在研究著作，我们现在的社会公众对宋子文的认识和真实的宋子文之间有多大的差距？只要大家到图书馆见一见以前关于出版的各种各样的宋子文传记，宋子文给人的印象是几个印象，一个是“卖国贼”，一个是“世界首富”，有一本书在封面上说“宋子文是世界首富，大贪污犯”，当然他是战犯，头号战犯是蒋介石，他是三号还是四号我记不清楚了。我们以前的历史著作、社会公众里边，还有包括政治家头脑里边的宋子文和真实可靠的宋子文，我想差距太大了。复旦和胡佛出版的这三本书，我觉得只是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宋子文上面走出了很可喜的一步，至少我看了宋子文的战时电报选，我得出一个印象，宋子文是一个爱国的外交家，宋子文对中国的抗战特别是抗战外交是有贡献的，但是在宋子文其他方方面面对电报选解决不了问题。
我记得2006年在上海开宋子文的国际论坛，碰到一个老问题，宋子文是不是贪污犯，那次会议上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证据，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回答这个问题。至于宋子文其他方方面面的表现，他的评价，我想现在还是说不出来，没有准确地结论，所以我讲宋子文，我们现在的评价，现在的观点，离真实的宋子文差得太远。宋子文是如此，我想蒋介石也是如此，整个民国史也是如此，整个近代史也是如此。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近代史不看到成绩是不对的，但是不看到我们的差距和历史本相的差距，和一部科学近代史的差距，这也是不对的。怎么样才能够教这一代历史学家，能够向我们的子孙后代交出一部可靠的近代史，可靠的民国史，可靠的宋子文传，可靠的蒋介石日记，这有赖于我们大家的努力，我觉得任重道远。怎么样来做？就有许多条件，但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新史料的发现、整理和公布，我们讲许多空话，做许多概念的分析，常常不如一条史料公布更有利。
所以，第一，复旦和胡佛在宋子文研究方面出了三本书，你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我首先要对双方表示感谢，我也向你们致敬，但我觉得不够。我挑点毛病，《宋子文战时电报选》远远没有把蒋送之间在抗战期间全部电报编起来，据我所看到的蒋宋之间在抗战期间的电报远远比这个多，还有英文的电报，有的都查不到，所以还希望继续编下去。这是外交，还有内政，还有宋和其他国际关系，我想光是一个宋子文档案，就不是出三本的问题，恐怕得出十本都不够。如果我等待复旦和胡佛双方一本一本的慢慢出，那么对不起，我等不急了，所以我回到百家的问题商来说，第一，我希望胡佛和复旦你们要有更大的计划，不是零打碎敲，步子迈得更大一点，气派更加宏伟一点，尽早的把胡佛所收藏的大量的丰富的资料提供给学者使用。怎么办？要靠几个学者去慢慢地挑，慢慢地编书，这来不及了，不仅我等不急，我想在座年轻的朋友你们也未必等得急，怎么办？大规模的影印，怎么办？上网，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件大量是在档案上，档案大，上个网络就好办了，不用千里迢迢跑到斯坦福看，在网上就可以看到。比如宋子文档案，好像60多盒，等你出版是来不及的，上网。蒋的日记将来也可以上网，孔祥熙档案不是60几盒，孔祥熙档案是200多盒。所以，我等你出版要等到哪一天啊，就是采取现代的科技方法，拍摄、上网，如果有这么几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几年之内至少是在我有生之年，我能够用得着这个档案，否则的话我开句玩笑，胡佛研究所我已经去过四次了，我本来是我去了第二次的时候，我就想我大概这辈子可以不用再去了，我那次去胡佛主要看宋子文档案，后来忽然蒋介石跑出来了，我就非得去看不可了。如果你不采取更名化的措施，我想我还得徒步在太平洋两岸之间，我还得跑多少次，蒋的日记现在没有开放完，岱君教授告诉我，明天可以开放完了，我很高兴。但问题是蒋的日记我看完以后，我还有蒋经国日记呢。
宋曹琍璇：
蒋经国的日记暂时不打算开放，我是先看经国先生的日记，日记里面记载了，他老人家的日记，我个人觉得历史价值没有那么高的原因，是我这个外行人讲的话。他都是讲他自己家里的事情，谈到他们自己一些感想，在政治上或者是其他事务上的考量，不像他父亲写得那么多，他每一天日记里面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的感想，在边上写了他今天见了谁，内容没有完全写。我们想蒋方稚宜问我看完以后怎么样，我跟她讲我看完里面都是黑的，都是隐私，他跟家里人一些感想，所以我很抱歉。
杨天石：
具体的档案什么时候开放，这是胡佛研究院的研究，我的意见、我希望的核心部分，就是采取最现代化的开发办法，最大规模的来给读者提供，给研究者提供机会。
郭岱君：
谢谢杨教授您的建议非常宝贵，还有其他教授，但是我要说明一下，因为档案不是图书，有很多私密性的东西，第二很多家属把所有权捐给胡佛，但是版权在他手上，所以我们并不能够自由做这些规划。另外您刚刚提到上网，其实胡佛很多档案已经上网了，大家可以Google一下就可以看到了，但胡佛有年限，比方说史迪威的日记到胡佛来，史迪威的档案已经二十多年，经过二十多年，我们很早就开放，可是去年才把他的日记上网，这要经过版权的问题，家属的同意等等，因为学者来看我们基本上可以信赖，大家都有见识、理解、做学术研究，上网并不是，是所有人都可以看，或者有的人拿来断章取义等等，有的人可以上网可以看文件的内容、年限，并且跟家人商量才可以上网。刚才提到更辉煌、大度来做，我们深有其感。杨教授讲了，刚刚张维先生讲杨教授讲的就是他心里想的，张教授讲了，因为捐钱的人最大，赞助人最大，我们会跟胡佛报告，同时如果我们赞助人也提出这样的想法，我们各方面集中力量来处理，至少能做成光碟或者书都能慢慢做的，比较争议少的我们就先来做。杨老师在可见未来之间在蒋日记都上网，杨老师不太容易。
主持人：
最后请步平先生讲话。
步平：
会开到这儿，我最后发言，只有感谢的意思。首先是感谢远道而来的郭教授、宋女生，也包括远道而来虽然在国内，也是比较远的景平教授、光耀教授，也包括来自在各地的同行们，非常感谢来近代史开这个会。
大家从史学理论、史学史、史料学角度做了很多探讨，对我们研究所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次学术讨论会，收获还是很大的。我们的题目是以史料为中心展开的，谈到史料和近代史、民国史的研究，史料开辟新视野，这个题目非常有意义。而且这个史料又是从胡佛介绍他的史料开始的，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刚才张教授谈到了，2006年蒋日记开放的时候，当时我和章教授、杨教授三个受邀请到那儿去，当时有一个记者招待会，同时有一个展览，我记得虽然规模不太大的展览，但是我记得是两天之内我看了三次，为什么？胡佛确实是很好的资料宝库，除了蒋日记以外，刚才郭教授已经谈到了确实跟如数家珍一样，充满感情的介绍。当时她也是这样给我们介绍的，到那个地方确实感受到资料的重要和宝贵。我们回来以后，也觉得这个资料保护确实应该十分需要利用的，虽然是比较远，离美国也很远，但是我们开始设计一个工作，每年去派人到那个地方稍微长时间的待在那里看档案，特别是抄档案，到现在我算了算可能有十人次左右到胡佛去。抄回来的档案也比较多了，当然我们抄回来的档案没有发表的义务跟权利，我们主要是大家来看，首先有先睹为快的，虽然离得很远。
前两天我们和章教授在一起就谈到这个问题，就开放的问题，如果老是这么样远涉重洋去看档案，对大家来说是苦不堪言的一件事，是很必要的，但如果能让更多人掌握了解很有必要。刚才郭教授谈到，确实有版权、著作权的问题，4月份在台北的时候，和蒋方稚宜谈到这个问题，当时是基金会给我送行的时候谈到，我当时有一个感触，我跟她说，因为原来是一个担心，我说至少在大陆这边，我倒觉得开放积极意义远远大于消极意义，几乎没有太多的消极意义。我在前不久4月份，大选刚刚结束，中正纪念堂里面从上到下是骂老蒋的，公开讲会有这个积极作用，而且对学术研究更不用说了，那天我们也商量，我们已经派了十个人，当然这是抄的，如果有整理或者出版的责任，我们积极性更高，我们更会派人做这个事，这责无旁贷，做这个事对整个近代史学术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一个有意义的事。
刚才杨教授说的革命化的建议我也很赞成，如果革命马上实现不了，我们哪怕做点改良，章教授已经谈到了，选择一些专题，很重要的部分，比如抗战，可能对蒋介石来说也是一个很辉煌的时期，对中国近代历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恐怕是大家很关注的，实际上在国际上也很关注的时间，比如这段时间我们能不能先坐下来整理，这件事是功德无量的事。我觉得可以分专题、时间一步步来做。
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们现在谈资料的开放，新的史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因为我们现在处在非常好的时机，在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因为改革开放环境，对先史料的应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现在史料的开放或者史料的利用已经是国际化的环境了。刚才说的胡佛开放了档案，虽然不能够上网，虽然没出版，但可以坐飞机跑到那里看，这在三十年前根本不可能实现，不可能做的一件事。杨老师不要太悲观，你如果到那儿看档案是很好的一件事了，但这说明我们现在对史料的运用，是非常国际化的事。在胡佛看档案的人，除了看这部分档案的人不光是大陆、台湾、日本、美国各个地方的人都有。各国史料互相对应，对我们研究是非常好的深化机会。
现在有特别强的共同研究，刚才也谈到这个问题，现在对历史现象、历史过程有一个更充分、更客观的认识，这种共同的研究，国际性，包括两岸共同研究，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史料的应用也特别好。现在对日对立很厉害，在历史问题进行沟通研究，已经进行了两年了，前不久跟台湾近史所有一个默契，对蒋的问题进行研究。这对史料的应用，对今后史学研究是非常好的机会，景平的工作是走出了一步，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模式，利用这种模式可以在史料利用上走的越来越好，我特别感谢今天大家给我们所的研究，给我们很多启发，我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
还有一点，我们所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因为我们通过新史料的应用、发掘，我们在10月末、11月初，我们也有一个研讨会，这个机会也希望大家能利用，那个时候可以有更多的探讨。
主持人：
时间有限，有很多中青年的学者没有时间发言，但我知道他们其实有一些想法、建议，会后可以再做进一步交流。毕竟一个下午的会议不能对所有问题进行讨论，但我们还听到了非常精彩的意见，一些很好的建议。我们会在会后来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商讨、磋商，把近代史研究、民国史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上去。
“近代中国研究的新视野”座谈会到这里就结束了。
|
